第一次作为抗战武器的抵制日货，令人意外地肇始于革命党的军火走私。

1908年2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Tatsu　Maru）号，携带1500枝步枪、4万发子弹，总重高达29吨，走私进入澳门水域，以接济革命党。清政府根据线报，派遣军舰在路环附近的大沙沥海面截获二辰丸号，愤怒的中国水兵甚至将船上的日本国旗扯下。

此事迅速引发中日葡三国复杂的外交纠纷，日本政府与葡人串通一气，向中国抗议，声称二辰丸号是在葡萄牙领水内航行，扣留二辰丸号有碍葡萄牙主权。日、葡两国随即向中国提出抗议，声称澳门属于葡萄牙，二辰丸号是在葡萄牙领海内航行，中国政府越境截捕“显系违约”，侵犯了葡萄牙的主权。日本甚至声称二辰丸号拥有运载军火进入澳门的准单，并非走私船。

在日、葡两国巨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屈服，全盘接受日本方面要求。3月19日，中国军舰释放二辰丸号，并鸣礼炮21响向其“致歉”，岸上围观的国人痛哭失声。

消息传出，举国汹汹，引为大耻。粤商自治会当日即开始焚烧日货，并将3月19日定为“国耻日”，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应者遍及全粤及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香港民众甚至围攻日货仓库、捣毁日货商店。

西方媒体也对此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纽约时报》报道了3月21日的抗议集会现场，根据报道，当日有5万多人参加了集会，20多人上台演讲，其中一位20多岁的青年，激起了全场的热烈响应，不少听众当场脱下自己身上所穿的日本产帽子、衣服和手帕等，一位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商人，还将自己的整仓库日货悉数捐出，付之一炬。该报随后还报道了千余名广东妇女身着丧服，前往集会现场，支持抵制日货，可见在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妇女已经开始参与到公共政治之中。这家美国著名报纸，注意到中国官方在这次运动中保持沉默，未进行干预，而运动的领导人们则十分谨慎，标榜这是一次“文明的抵制”（civilized　boycott），他们控制着抗议人群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则分析认为，中国本身经济受抵制活动影响很小，而日本将蒙受重创。《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则为日本人的遭遇幸灾乐祸，该报以《中国人的报复》为题写道，在1905年中国抵制美货中，美国人为自己的过分行为迅速向中国人道歉和解释，因此妥善解决了该事，而在二辰丸事件中，日本人却强词夺理，威胁中国政府，中国因为没有能力进行一次战争，只好屈服，但中国的商人们却能够做到外交官和军人们所不能做到的，他们将用经济战给日本重创。《纽约时报》报道了日本因经济重创，转而寻求英国帮助，希望英国在广东施加影响，结束抵制日货运动，该报道还说，日本人因其咄咄逼人的中国政策而难以得到在华的其它列强们的同情。《洛山基时报》说日本愿意为结束抵制提供20万日元的赠款。

事件不断扩大，6月6日，广东士绅代表进京呈递请愿书，请开国会。巨大的民意压力下，日本同意取消赔款要求。

该次抵制日货行动，从1908年4月到12月，共持续九个月，日本对华（包括香港）出口额与上一同期相比，下滑1330万美元，相当于日本1907年出口总额的6%以上。即使考虑到这一年中国整体进口额下降，日本的对华出口降幅，仍是其它国家对华出口平均降幅的4.5倍之多。

而在政治方面，除了日本最后放弃索赔要求外，事件旋涡中的澳葡当局，也相当紧张，不得不从严管制军火走私，并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

吊诡的是，后世主流史家在因此指责清政府腐败无能且丧权辱国的同时，却很少提到掀起抗日浪潮的日船走私军火，为的是接济革命党之用。

1909年：“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

二辰丸号激起的抵制日货热潮，刚刚在中国南方平静下去，北方却掀起了又一轮新的抵制浪潮。

事件是由安奉铁路引发的。

安奉铁路本是一条临时军用轻便铁路，由日军在日俄战争期间擅自修建。战后，日本通过《东三省事宜条约>，迫使清政府同意该路仍由日本经营15年。日本政府希望将该路由轻便窄轨改为标准宽轨，并与朝鲜的京义铁路接轨，建立了一条贯通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军事运输线。该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政府于1909年8月6日发出最后通谍，决意强行改筑。清政府无奈，只好于8月19日签订了《安奉铁路节略》，同意其改建要求。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抵制日货运动再次从北向南席卷全国。但这次抵制，局限在破坏商家持有的日货，对日本本身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损害。即使如此，美国学者多雷西·欧查德在其1930年的研究报告中表示，这是“中国第一次向世界清晰表示，坚决反对日本在满洲扩张”，政治意义重大。值得重视的是，东京出现了抗日传单，《洛山基时报》报道说日本政府将严控这些传单蔓延，以免激起日本民众的情绪，该报说日本舆论敦促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1915年：欧洲战乱破坏了抵制日货成果

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中国再度抵制日货。但该年的抵制运动才持续了六个月，到7月份时，在日本压力下，北京政府就被迫予以取缔。

但真正令该次抵制运动流产的，并非来自效率低下的北京政府，而是国际形势使然。此时，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战场如火如荼，欧洲经济受到极大挫败，不得不转向亚洲寻求供给，日本遂成为仅有的工业品供应基地，大发战争财。当年上半年时，日本外贸受到中国抵制运动巨大影响，仅对华出口一项的锐减幅度就达到1914年出口总额的6%（同比下降1790万美金），美国《华盛顿邮报》还专门报道日本就此帕特别代表团前往北京。但下半年开始，来自欧洲的定单令日本出口额开始飞跃，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战后。

随后，中国也受到欧洲战乱影响，不得不放弃抵制日货，也跟在欧洲人后面纷纷到日本下单。

美国参议员沙斯伯雷(Saulsbury)专门出访了中日两国，他表示说，十分惊讶地看到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有着非常完善的组织。《洛山基时报》等则注意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打出了“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抓住机会进行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认为，1915年的抵制日货，本身已经给日本造成巨大损失，如没有欧陆战争的及时“相救”，日本的经济将受到重创。美国人认为日本推出的二十一条是个亏本买卖，其从中国抵制日货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或许并不亚于从二十一条所得到的好处，更为严重的是，从1915年开始，抵制日货便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日本在中国将自己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