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年间，倭寇成为明政府的重要外患。在嘉靖帝后期，由于赋税过重和官吏、豪绅的盘剥，江浙一带民不聊生，大批流民前往海外谋生。沿海海防官员故意夸大其辞，使明中央政府错误地认为“海上奸民武装掠夺我辖内良民”，将出海经商的全都称作“通番奸民”，进而加紧海禁。前期倭寇是“真倭”，绝大部分由日本人和少数朝鲜人组成，后期大多数是“从倭”，即参与倭寇之乱的中国人。王直，就是其中的重要头目。

明初，朱元璋因江浙等地百姓曾协助方国珍、张士诚与其争夺天下，严禁百姓出海。永乐三年（1405），市舶司恢复，海禁有所松弛，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时期，人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海上贸易相对繁荣。

当时，日本上上下下都垂涎于从对华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向中国大陆派遣了大批商船。由于没有正式手续，这些商船都遭到了明朝政府的拒绝。日本人被拒绝后，有的并不急于回国，而是与在沿海漂泊的“通番奸民”勾结，占据沿海岛屿。加之1517年葡萄牙侵占澳门后，也开始与沿海中国居民进行贸易活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沿海一带官民对峙的紧张形势。

日本倭寇屡犯中国东南沿海，“攻围劫掠，生灵受害”，“缙绅屠戮，士女蒙污”，民不堪其扰。而当时的徽商故里歙县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他就是王直。据史料记载，王直系徽州歙县柘林人。日本史料王直为“五峰船主”，因其外祖家姓汪，也有史料称其为“汪直”。他最早靠与同乡徐惟学合伙贩卖私盐起家，失败后又到浙江、福建沿海地区从事其他走私活动。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等人趁海禁松弛之机，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双桅大船，携明王朝严禁出海的硝磺、硝石、丝棉等物品与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

嘉靖初年，活跃在海上的闽浙商业集团主要有两支，一支以闽人李光头为首，另一支以徽州府歙县许栋为首。许栋的商业集团最初与葡萄牙合作，后来又有日本私商入伙。王直与许栋是同乡，便加入了他的商业集团。从1548年起，许栋和李光头因从事海盗活动相继被明军剿灭后，王直迅速成为流民商业集团的首领，“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正式由一名海盗走私商人蜕变为民族败类。据郑若曾（明）《筹海图编》记载：“许栋败没，（王）直始用倭人为羽翼，而倭之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先率众北上屯居定海县偏北约50里的浙东屏障烈表山（又名烈港），后又随一直赖在中国沿海的日本来华贡使寿光到日本躲避风头。

1552年，王直吞并广东海盗首领陈思盼，以至远近“亡命之徒日益附之，倭船遍海为患。”王直以浙江舟山、象山为据点，与福建漳州、泉州之倭酋相勾结，流劫台、温、宁、绍间，攻陷城塞，杀掠居民无数，成为与倭寇沆瀣一气为害东南沿海的海盗集团的头目。

王直不断设法与明朝的海道、卫所官员接近，利用自己的力量代其剿除其余海盗团伙，以换取明官员的好感和支持，从而实现开市交易的目的。

经过不断征战和与明朝地方官员的私下勾结，王直逐渐获得了中日之间的海上垄断地位，新入海通番的船只都只有悬挂“五峰”旗号才敢在海上行驶。但王直的行为始终与明王朝中央政府的“禁海”政策相违。

王直集团的行为引起了明中央政府的注意，政府相继派朱纨等人清剿浙江沿海流民武装。他们派兵两路夹击王直，王直只好将活动基地迁至日本。

日本各诸侯的对外贸易政策为王直提供了客居的良好条件。王直善于拉拢、结交朋友，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他定居日本平户（今属日本长崎县），挂起“徽王”旗号，在平户深山中建起巨大的中国式房屋，追随其定居在平户、福岛一带的中国人至少也有3000人左右，海港中也时常可见供300人出海的大海船。王直以此为基地吸收反明势力，并利用日本浪人向中国沿海地区发动多次跨海攻击。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就任浙、直（徽州）总督的胡宗宪，以“攻谋为上，角力为下”的策略，派遣间谍，诱捕藏身日本的王直。当年三月初，王直派人传话给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并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胡宗宪故意制造出一种双方议和的气氛，将王直捕获。

由于当时沿海形势紧张，胡宗宪不敢贸然杀掉王直，把他软禁在杭州两年多，希望流寇因为失去首领自行解散，但效果不大。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被处死。

之后三司（明代平行的三个最高权力机构，系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掌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司”、掌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的合称）集议时，对王直是这样评价的：“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